金晓伟;

• 1:宁波大学法学院
• 2:华东政法大学

摘要(Abstract)：

《突发事件应对法》的修订试图回应完善应急处置措施的现实需求,但囿于行政应急权力规制的研究视野局限,相关法治化构造欠缺司法面向。透过621份公开裁判文书,应急处置措施的司法审查呈现出合法性审查的系统样态、合理性审查的局部表现和应急性审查的特殊路径,以及行政补偿/赔偿、举证责任等方面的经验智慧;同时,一系列现实症结也反映出相当一部分法院在审查应急处置措施方面的意愿和能力不足。从碎片式到体系化,一套匹配应急处置措施之独特性的司法审查体系呼唤在前端架构上实现受案范围(可诉性)的分类判断,在中端架构上实现合法性审查的精耕细作、合理性审查的功能拓展、应急性审查的专门构造以及举证责任(证明标准)的合理确定,在后端架构上实现行政补偿/赔偿问题的分散统一。

关键词(KeyWords)： 突发事件应对法;应急处置措施;司法审查;应急行政行为

Abstract:

Keywords:

基金项目(Foundation): 作者主持的中国法学会2022年度部级法学研究一般课题“应急处置措施的司法审查体系化研究——基于621份裁判文书的实证分析”[CLS(2022)C39]的主要成果

作者(Authors): 金晓伟;

参考文献(References)：

• [1]朱宁宁:《为应对突发事件提供更完备更坚实法律基础》,载《法治日报》 2021年12月21日,第1版。
• [2]莫于川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第2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4页。
• [3]戚建刚:《中国行政应急法学》(第2版),清华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227页。
• [4]林鸿潮:《应急法概论》,应急管理出版社2020年版,第218-219页。
• [5]宾凯:《系统论观察下的紧急权:例行化与决断》,载《法学家》2021年第4期,第1页。
• [6]于安:《制定<突发事件应对法>的理论框架》,载《法学杂志》2006年第4期,第29页。
• [7]参见李学尧:《应急法治的理想类型及其超越》,载《中国法律评论》2021年第2期,第96页;关保英:《论疫情防控中行政公益诉讼的维度》,载《行政法学研究》2021年第2期,第13页。
• [8]参见代正群:《我国应急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研究》,载《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第53-58页;殷勤:《应急行政合法性审查理念的转变》,载《人民司法》2020年第16期,第54-56页。
• [9]参见高轩:《行政诉讼类型的多维度研究》,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第109-110页;吴英杰、汪正宇:《行政诉讼“急诊模式”:应急行政诉讼审理程序的建构》,载《南海法学》2021年第3期,第62-63页。
• [10]吴睿佳:《非常态治理状态下的中国“宪制韧性”》,载《江苏海洋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第44页。
• [11]参见林鸿潮:《应急行政行为的司法认定难题及其化解》,载《政治与法律》2021年第8期,第127页;金晓伟、冷思伦:《<突发事件应对法>实施的司法之维:场景偏差、两造张力与审查模式》,载《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21年第6期,第122页。
• [12]参见王红建、刘辉:《应急处置措施的法律规制——兼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的应急处置措施》,载《铁道警察学院学报》 2020年第3期,第53页。
• [13]彭正堂与兰州市七里河区彭家坪镇人民政府、兰州市七里河区人民政府行政强制及行政复议纠纷上诉案,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甘01行终字第16号行政判决书。
• [14]参见张雨田:《疫情防控中的应急征用补偿制度及其完善进路》,载《行政法学研究》2021年第5期,第157页。
• [15]参见南平市泓源水电开发有限公司与南平市延平区人民政府行政补偿纠纷案,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闽08行初字第3号行政判决书。
• [16]沈阳市皇姑区人民政府、周惊险房屋拆迁管理案,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辽行终字第1377号行政判决书。
• [17]参见周翠琼等诉百色市右江区人民政府不履行法定职责案,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19)桂行终字第1071号行政判决书。
• [18]参见唐金娥与长沙市芙蓉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行政强制纠纷上诉案,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湘行终字第609号行政判决书。
• [19]参见宁夏易巨能实业有限公司与彭阳县城市管理局、彭阳县人民政府行政强制纠纷案,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宁04行初字第170号行政判决书。
• [20]参见钟学、三台县交通运输局水利行政管理案,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川07行终字第7号行政裁定书。
• [21]参见谢德新与东源县人民政府、广东省新丰江林业管理局行政强制案,古文清与东源县人民政府、广东省新丰江林业管理局行政强制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粤高法行终字第134号、(2015)粤高法行终字第135号行政判决书。
• [22]参见汪有金、胡秋容等诉分宜县人民政府房屋行政强制案,江西省南昌铁路运输法院(2020)赣7101行初字第30号行政裁定书。
• [23]参见叶冬明与遂川县大汾镇人民政府房屋强制拆迁纠纷上诉案,江西省吉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赣08行终字第144号行政判决书。
• [24]参见柏尝、东莞市人民政府应急处置行政纠纷案,柏顺心、东莞市人民政府应急处置行政纠纷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粤行终字第1096号、(2018)粤行终字第1097号行政判决书。
• [25]参见余凌云:《论行政诉讼上的合理性审查》,载《比较法研究》2022年第1期,第145页。
• [26]参见何海波:《论行政行为“明显不当”》,载《法学研究》2016年第3期,第72-73页。
• [27]参见同前注[18]行政判决书。
• [28]参见中山市飞驰传媒有限公司、中山市小榄镇人民政府行政强制纠纷案,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粤20行终字第514号行政判决书。
• [29]参见骆金荣与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政府房屋拆迁管理案,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浙01行初字第685号行政判决书。
• [30]参见郑日明、江山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强制案,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浙08行初字第73号行政判决书。
• [31]参见贺长寿诉绍兴市越城区城南街道办事处城乡规划行政强制案,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2020)浙0602行初字第50号行政判决书。
• [32]参见同前注[23]行政判决书。
• [33]参见开封市祥符区仇楼镇人民政府、王文周强制拆除案,河南省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豫02行终字第4号行政判决书。
• [34]参见同前注[18]行政判决书。
• [35]参见山西同仁康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太谷药房、晋中市太谷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晋中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不服药品管理没收处罚案,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晋07行终字第174号行政判决书。
• [36]参见王振奎、高秀清等与沈阳市皇姑区人民政府城乡建设行政管理纠纷案,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辽01行初字第172号行政判决书。
• [37]参见福安市环境保护局环境保护行政公益诉讼案,福建省福安市人民法院(2018)闽0981行初字第71号行政判决书。
• [38]参见吴双荣、抚州市临川区人民政府危房行政应急案,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21)赣行终字第116号行政判决书。
• [39]参见福安市环境保护局环境保护行政公益诉讼上诉案,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闽09行终字第25号行政判决书。
• [40]参见彭錞:《再论行政应急性原则:内涵、证立与展开》,载《中国法学》2021年第6期,第63-64页。
• [41]上饶市东升实业有限公司、上饶市信州区人民政府行政特许经营案,江西省上饶市人民法院(2016)赣11行初字第75号行政判决书。
• [42]宁波市鄞州横街金星电器厂诉宁波市鄞州区横街镇人民政府强制案,浙江省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2015)甬东行初字第28号行政判决书。
• [43]参见翟滨与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政府芥园街道办事处实施应急处置行为纠纷案,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法院(2020)津0106行初字第25号行政判决书。
• [44]参见王亚军、东莞市人民政府应急处置纠纷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粤行终字第1095号行政判决书。
• [45]郁南县平台镇人民政府等与杨颂芳行政处理纠纷上诉案,广东省云浮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云中法行终字第56号行政判决书。
• [46]参见柏尝、广东省东莞市人民政府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行申字第4536号行政裁定书。
• [47]参见绍兴市柯桥区柯岩街道办事处、茅凤娣房屋安全行政管理案,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浙06行终字第65号行政判决书。
• [48]参见周钊玲、佛冈县汤塘镇人民政府与佛冈县水利局行政管理纠纷案,广东省清远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粤18行终字第136号行政判决书;匡中文与松桃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房屋拆迁管理案,贵州省铜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黔06行初字第108号行政判决书。
• [49]参见同前注[20]行政裁定书。
• [50]翟滨、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政府芥园街道办事处应急处置措施纠纷案,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20)津01行终字第166号行政判决书。
• [51]方友与巢湖市人民政府等水利行政管理纠纷案,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皖01行初字第50号行政判决书。
• [52]参见季玉英、瑞安市人民政府等房屋行政强制纠纷案,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浙03行初字第409号行政判决书。
• [53]参见同前注[38]行政判决书。
• [54]同前注[51]行政判决书。
• [55]参见同前注[18]行政判决书。
• [56]参见冯燕与汶川县人民政府行政决定案,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15)阿行初字第18号行政判决书。
• [57]李志明等与龙游县人民政府房屋行政强制纠纷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浙行终字第1121号行政判决书。
• [58]参见李志明、章爱妹等与龙游县人民政府行政征用补偿决定案,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浙08行初字第97号行政判决书。
• [59]寿飞群、诸暨市人民政府行政强制纠纷案,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浙06行初字第77号行政判决书。
• [60]参见同前注[51]行政判决书。
• [61]参见蒲昭干诉新晃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政府信息公开案,湖南省芷江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5)芷行初字第4号行政判决书。
• [62]参见同前注[51]行政判决书。
• [63]参见同前注[33]行政判决书。
• [64]陈松俊、余燕等与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政府等行政强制案,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浙08行初字第64号行政判决书。
• [65]柏顺心、广东省东莞市人民政府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行申字第4534号行政裁定书。
• [66]参见刘守权、刘守邦诉闽清县人民政府不履行法定职责案,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闽01行初字第176号行政判决书。
• [67]李秀峰与淄博市公安局张店分局公安行政管理纠纷案,淄博广厦轻质墙体有限公司与淄博市公路管理局张店分局行政管理纠纷案,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人民法院(2018)鲁0303行初字第110号、112号行政裁定书。
• [68]邹勤伟等诉孝感市孝南区发展和改革局因不履行法定职责及行政赔偿案,湖北省孝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鄂09行终字第44号至第52号行政裁定书。
• [69]李迎春等与邵阳市双清区人民政府、邵阳市双清区畜牧水产局确认通告违法及行政赔偿案,湖南省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湘05行初字第11号、第12号、第15号、第16号行政裁定书。
• [70]参见同前注[11],林鸿潮文,第132页。
• [71]参见金晓伟:《我国应急法律体系的冲突与弥合——以紧急状态的多重逻辑为切入点》,载《河南社会科学》2021年第4期,第3-5页。
• [72]参见林鸿潮:《<突发事件应对法>修订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21年版,第3-5页。
• [73]雷某某与广州市公安局海珠区分局行政强制纠纷案,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2016)粤71行终字第733号行政判决书。
• [74]参见中国法制出版社编:《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注解与配套》,中国法制出版社2020年版,第5页。
• [75]同前注[18]行政判决书。
• [76]参见同前注[11],林鸿潮文,第132页。
• [77]参见瑞安市维顺轿车维修中心等与瑞安市人民政府行政强制案,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浙03行初字第708号、第709号、第710号等行政判决书。
• [78]参见郭全、广东省东莞市人民政府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案,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行申字第4807号行政裁定书,文书中表述的行政机关专业性依据包括勘查现场、制定方案、专家论证、研究决策等。
• [79]参见程荣成、程荣林等与建德市寿昌镇人民政府行政强制纠纷案,浙江省建德市人民法院(2019)浙0182行初字第1号行政判决书。
• [80]行政诉讼实际上是一个程序和实体问题骨肉相连的多阶段过程(立案阶段→审理阶段→裁执阶段)。严格来说,每一个阶段性程序背后,都包含了重要的实体性问题。
• [81]参见高轩:《行政应急权对当事人行政诉权的威胁及其司法规制》,载《法学评论》2016年第2期,第55-56页。
• [82]参见戚建刚:《法治国家架构下的行政紧急权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64页。
• [83]参见同前注[11],林鸿潮文,第134-135页。
• [84]参见姜堰市新惠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与江苏省泰州市姜堰区人民政府行政强制纠纷再审案,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行申字第1355号行政裁定书。
• [85]参见刘文浩:《重大突发事件应对中的快速行政处罚——兼评新修<行政处罚法>第49条》,载《行政法学研究》2022年第2期,第72-73页。
• [86]参见白云锋:《应急越级行政的法治建构》,载《法学》2022年第2期,第42-43页。
• [87]参见何海波:《行政行为的合法要件——兼议行政行为司法审查根据的重构》,载《中国法学》2009年第4期,第71页。
• [88]参见金晓伟、化国宇:《从合法律性到情境合理性——警察用枪规范进路的重塑》,载《行政法学研究》2017年第6期,第130-131页。
• [89]参见龚祥瑞、陈国尧:《行政应变性原则》,载《法学杂志》1987年第6期,第36-37页。
• [90]参见同前注[40],彭錞文,第63-64页。
• [91]需要说明的是,学界在行政合法性原则与行政合理性原则的基础上,基于常态与非常态的划分而发展出独立的行政应急性原则,此系“实体问题”。因此,事后面向的行政应急性原则(即本文概括的应急性审查)并非在司法审查程序上与合法性(含合理性)审查并列。结合前述及总体图示,应急性审查的独立性在于就该领域司法审查程序背后的“实体问题”提供了一条特殊思路,其没有超越审查体系框架与合法(合理)的底线,而是发挥了辅助判断(补充)和检验(矫正)功能。
• [92]参见同前注[40],彭錞文,第66页。
• [93]根据学者统计,《突发事件应对法》中涉及时间概念的条文占总条文数的比例达到39%,其他单行应急法也有不同程度的体现,其中“临震应急期”等描述性时间概念以及“立即”“及时”等诠释性时间概念,为“紧迫性”审查提供了一系列具体指引。参见黄文瀚:《应急法律规范中的时间概念与时效机制研究》,载《天府新论》2020年第3期,第86-87、91页。
• [94]《宪法》第27条为行政机关的效能设定了根本法上的图景与目标,要求一切国家机关“不断提高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这一规定当然对逻辑上属于“一切国家机关”的应急行政机关产生效力。参见金健:《论应急行政组织的效能原则》,载《法学家》2021年第3期,第76页。
• [95]参见金晓伟:《论我国紧急状态法制的实现条件与路径选择——从反思应急法律体系切入》,载《政治与法律》2021年第5期,第134页。
• [96]参见姜明安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475-476页。
• [97]参见同前注[81],高轩文,第60页。
• [98]参见同前注[8],代正群文,第56页。
• [99]参见彭华:《我国行政应急行为司法审查若干问题探讨》,载《西南科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第47页。
• [100]参见同前注[14],张雨田文,第148页。
• [101][美]哈维·C.曼斯菲尔德:《驯化君主》,冯克利译,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340-3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