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斌;

• 1:四川大学法学院

摘要(Abstract)：

尽管"排除合理怀疑"规则在英美刑事法律体系中具有基础性地位,但是这条规则本身却存在着学理上的"难于理解"和实务中的"难于把握"两个根本问题。对此英美学者有一种解释,认为英美实务对这条规则中的中心词"怀疑"(doubt)的语义理解存在方向性错误。历史上"怀疑"原初的裁判功能指向神学和道德,而非科学与理性。现代英美刑事审判为"怀疑"的语义安插了太多的事实发现功能,这是导致"两难"问题存在的主要原因。这种解释的启示是,欲正确认识和发挥刑事证明标准的认知作用,需要明确其中的信仰和道德内容。

关键词(KeyWords)： 英美刑事证明标准;排除合理怀疑;怀疑;神学;道德

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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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uthors): 张斌;

参考文献(References)：

• [1]In Re Winship,397U.S.358,374(1970).
• [2]Blakelyv.Washington,542U.S.296,301(2004).
• [3]Milesv.United States,103U.S.304,312,261,26L.Ed.481(1881).
• [4]J.Wigmore,ATreatise on the System ofEvidence in Trials at Common Law,3nded.(repr.Holmes Beach:Gaunt,2003),4:3542.
• [5]See James Q.Whitman,The Origins ofReasonable Doubt:Theological Roots ofthe Criminal Trial,YaleUniversity Press,2008,Introduction.
• [6]这方面的代表作是Barbara Shapiro,Beyond Reasonable Doubt and Probable Cause:Historical Perspectives onthe Anglo-American LawofEvidence,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1。
• [7]同上,Barbara Shapiro书,第9页。
• [8]参见前注[5],James Q.Whitman书,第205页。
• [9]同上注。
• [10]同上,第203页。
• [11][美]哈罗德.J.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538～545页。这一点在姆斯的相关研究中也得到证实,可参见本文第四部分。
• [13]前注[5],James Q.Whitman书,第19页。
• [14]同上,第10页。
• [15]转引自同上,第11页。
• [16]同上,第28页。
• [17]同上,第32页。
• [18]这句话来自于《创世纪》第9章第6小节的一句名言,“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为神造人是按照他自己的形象造的”,现代社会对这句话也引申出多重意义。
• [19]前注[5],James Q.Whitman书,第33页。
• [20]Summa Decretalium,bk.V,tit.10,1.同上,第47页。
• [21]同上,第4页。
• [22]同上,第204页。
• [23]同上,第15页。
• [24]同上,第17页。
• [25]同上注。
• [26]John H.Langbein,Torture and the LawofProof:Europe and England in the Ancien Regime,The University ofChicago Press,2006,p.78.
• [27]同上,第78页。
• [28]参见前注[5],James Q.Whitman书,第129～134页。
• [30]在大陆法刑事审判的早期发展中,法官避免运用“个人知识”判案得到较好的贯彻,因为他们不需要像英美陪审团成员那样,运用个人经验作证。证人的出现,成为法官救赎的替代品。详细演变情况,参见前注[5],James Q.Whitman书,第四章,法官的救赎与证人的诅咒。
• [31]同上,第148页。
• [33]参见前注[6],Barbara Shapiro书,第4页。
• [34]Bl.Comm.3:368,参见前注[5],James Q.Whitman书,第152页。
• [35]同上注。
• [36]Sir John Hawles,The Englishman s Right:ADialogue Between a Barrister at Lawand a Juryman,Repr.NewYork:Garland,1978,p.22.
• [37]这一点与同时期的民事案件处理不太一样,14世纪初的二、三十年代,英美民事陪审团成员仍然只允许做出“一般判决”,不允许做出“特定判决”,这直接导致1348年英议会向国王的请愿,但最终没有成功。有关“特定判决”和“一般判决”的研究,可以参见托马斯格林:《根据良知的判决》(英文版)(Verdict Ac-cording to Concise)。上述论述转引自前注[5],James Q.Whitman书,第154页。
• [38]Baker,Introduction to English Legal History,587.引自前注[5],James Q.Whitman书,第156页。
• [39]The discussion of Anthony Morano,A Reexamin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easonable Doubt Rule,55B.U.L.Rev.507,517(1975),引自前注[5],James Q.Whitman书,第194页。詹姆斯转述这个案例时认为,这两个辩护律师的意思是要求陪审团成员遵守古已有之的神学道德法则,基于自己内心良知需要“安全港湾”神学道德实际,即使犯罪的事实清楚,也要判定被告无罪。因为在整个18世纪,和100年前一样具有神学道德的“意识形态”。但是对于这段话,不少学者也做出了理性主义的解读,如芭芭拉。对于这个问题,需要考察此案的详细情况是否是像詹姆斯所述,在案件事实方面是清楚的,两个辩护人的辩护初衷是否是只有道德的维度而没有事实的维度。鉴于这个问题并不影响本文要提出的主要论点,限于篇幅不再详述。
• [40]See The Proceedings of the Old Bailey Ref:T17870523-99.参见前注[5],James Q.Whitman书,第196页。
• [41]Ibid,T17890603-43.
• [42]Ibid,T17840915-10.
• [43]前注[11],[美]哈罗德.J.伯尔曼书,第200～201页。
• [45]参见[美]罗纳尔多.戴尔卡门:《美国刑事诉讼——法律与实践》(第六版),张鸿巍等译,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03页。
• [46]参见前注[5],James Q.Whitman书,第143页。